（上 篇）
记者：闫冬 学生记者：王琳玲
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京隆重召开。作为大会邀请的最年长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践行者，于5月3日会议召开前夕，92岁的郑德荣先生带着未能亲历这一盛会的遗憾，静静地走了……
作为全国著名中共党史学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我国中共党史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郑德荣先生毕生高擎党的旗帜，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坚持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学术选择，把一生献给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事业和教育事业……他如同一面猎猎临风的旗帜，为新时代党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学界说，郑德荣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郑德荣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了哀悼和慰问。中央有关领导、教育部、吉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等，也都以不同形式表示了哀悼和慰问。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
1926年1月，郑德荣先生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自幼郑德荣就勤奋刻苦，爱好习作，背诵过《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这些为他日后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领域的内容奠定了坚实基础。
少年时的郑德荣先后在“奉天”和“新京”求学。在那个列强入侵、战乱四起的年代，郑德荣目睹了日本人的残暴统治，这让他体会到了亡国奴的耻辱和痛苦。1948年，还在读大学的郑德荣从国统区投奔到解放区，进入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二部短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到了共产党的理论。从此，郑德荣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看到了真理的光芒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希望。
“党史研究是人们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的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郑德荣先生对自己倾注一生的党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做出了如上诠释。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务国家利益。”从1952年留校任教，“郑德荣”这个名字就始终与中共党史研究相伴，直至他逝世。67年来，这位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从未因现实的复杂而放弃梦想，从未因理想的遥远而放弃追求，毕生“在马言马、懂马信马、传马护马”，真正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是党性原则与科学追求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被誉为“红色理论家”。
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家，数十年来，郑德荣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紧密相连，与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一致。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每逢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大纪念活动，每逢纪念毛泽东诞辰的重大纪念活动，以及有关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纪念活动，均著文参会，正面发声。
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借此提出“全面否定毛泽东”。就在此时，郑德荣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旗帜鲜明地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并将毛泽东思想研究从语录式、口号式、个人崇拜式的宣传，进行体系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梳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郑德荣先生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乘坐飞机时，碰到一位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向他请教：“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有用吗？”这名工作者不是普通老百姓，是理论工作者，这让郑德荣先生意识到研究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重要性，撰写了多篇文章和多部著作回应这一问题。
长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2009年，郑德荣先生去长沙开会。会上，一名学者说：“为什么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是很多学者心中都有的困惑。郑德荣先生利用午休时间，炎炎烈日下，重新撰写了大会发言提纲，之后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传与时俱进的关系。”
“离开严谨求实，不能称其为科学；不探索创新，不能称其为研究”
“郑德荣先生最突出的成就是把党史做成了一门学问。”郑德荣先生的学生、我校社会科学处处长王占仁教授如是说。
十八大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不被大家所尊敬，很多人还存在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有什么学问”的疑问，将党史研究碎片化。郑德荣先生将党史做成了一门学问，坚定大家对党史的信仰和信念。
“离开严谨求实，不能称其为科学。不探索创新，不能称其为研究。”郑德荣先生本科学习的是历史专业，在做研究时，他特别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只有大量掌握占有第一手资料，才能产生思想，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严谨求实。”
立足文献，郑德荣先生廓清了张国焘“密电”的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他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党史大事年表》的主笔人之一。对于即将要写入《党史大事年表》的张国焘“密电”由来与历史真相，郑德荣先生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当时学界普遍的认识是，张国焘“密电”的内容是“南下，武力危害党中央”。为了还原事实真相，郑德荣先生一方面通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派人查访原红四方面军译电员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另一方面，则通过查阅中央档案的有关资料，发现1937年3月23至31日召开的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记录，确证所谓张国焘“密电”不是有些人说的“根本没有”，而是确有此事，但电报内容并不是学界和社会上误传的“南下，武力危害党中央”，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共产国际研究是很一个很热的研究方向，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帮了倒忙”。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共产国际研究领导小组，成员不超过十人，郑德荣先生是其中之一。在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考证，郑德荣先生提出了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是“双效应”，有功绩，也有错误，要一分为二辩证地评价。
关于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郑德荣先生撰写了《略论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一文。廖盖隆认为这篇文章是“掌握了大量原始资料经过科学的分析的力作。”传统的观点是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错误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但郑德荣先生查阅了1928年至1930年间李立三撰写的文章，比对共产国际的“第三期”理论与进攻的路线，经过科学的分析，认为两者不是对立路线，而是策略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在武汉进行城市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一点上李立三比共产国际走得更急了些。
建党以来，中共通过了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内容是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权威认定，是编撰教科书、进行学术研究重要的遵循依据。后来，郑德荣先生发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中关于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记载有误，经过研究考证，确定并非是1932年8月召开的，而是1932年10月召开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胡乔木的肯定。
1996年，郑德荣先生参加了在美国召开关于“西安事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名台湾学者在郑德荣先生之前发言，只字未提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郑德荣先生原本准备了发言稿，但听到台湾学者的论点后，运用大量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郑德荣先生求真务实的发言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认同和赞誉。
“先生从不标榜自己的学术成就，其实他的地位很高”
“郑德荣先生很谦逊，从不标榜自己的学术成就，但其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地位是很高的。”先生的学生这样评价说。郑德荣先生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匡正了传统学术观点，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斐然的学术成就，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在《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高水平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
学界的人大都知道郑德荣先生撰写的、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一部专著《毛泽东思想史稿》，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修订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配发。《毛泽东思想论纲》一书，在总的体例、原理结构上独具特色，是国内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巨著之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首次提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独到见解。《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一书，科学地论证了延安时期在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在“延安时期”的时限问题上具有独到见解。《毛泽东思想概论》一书，是最早一部创立了概论体系的著作，广为高校和中央党校所采用，多次被列为《光明日报》高校征购教材书目。《毛泽东思想新论》一书，在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同时，更加突出和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纵横观》一书透析毛泽东思想的高超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观》一书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轨迹，《中共党史若干问题纵横观》一书再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艰辛历程。据统计，郑德荣先生撰写、主编的著作在国家图书馆藏有30余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书。
政法学院院长尹奎杰教授认识郑德荣先生多年，他说，“郑德荣先生主编的多部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改革开放以来，每当课程改革的关键时期，郑德荣先生都能提出富有创建的重要意见。郑德荣先生曾担任教育部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编写组组长，是统编教学大纲的两名召集人之一，负责统稿、定稿。他曾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了4部重要教材。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粉碎“四人帮”后推出的最早的中共党史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再版五次，发行百余万册；《中国革命史》是全国高师院校专用教材；《中共党史教程》是教育部卫星广播教材；《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是国家教委“七五”文科教科书编选计划项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面向全国征订的教材。2006年，郑德荣先生应邀担任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教材项目历史组评委。
郑德荣先生高深的学术造诣、厚重的学术积淀，叩问不止的学术精神、创新不倦的研究态度，使他在中共党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得到了第一代党史研究专家胡乔木、胡绳、胡华等的充分肯定，与著名的党史学家逄先知、金冲及有深厚的学术情谊。从来不与人合照的逄先知先生每次开完会都是匆匆离开，但是遇到郑德荣先生，就会一直拉着他的手，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金冲及先生退休之后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去湖南开会，特意把郑德荣先生请到他的宿舍，给郑先生一套，说“太沉了，我拿不动，就给你拿一套”。廖盖隆先生在为郑德荣先生的《国情·道路·现代化》一书作序时，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但还是非常认真地阅读全书并亲笔写了序。
作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郑德荣先生带领我校中共党史博士点成为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中共党史博士点之一，主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对全国高校147个社科研究机构评估中荣获榜首。郑德荣先生曾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被评为吉林省第二批省管专家，多次荣获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