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郑老师学习做学问

跟着郑老师学习做学问

 范 军

郑德荣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毕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红色理论家”，同时，也是以身许党，忠诚地践行中国共产党人先进价值观的道德楷模。郑德荣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昭示了立德树人“人师”典范的大德，担当起了真正共产党员的无上荣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不仅呕心沥血地培养了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学科高端人才，还倾心关爱、帮助、提携青年教师，身边聚拢了不少“编外学生”，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恩师仙逝，弟子伤悲。回想起在郑老师悉心指导下写文章、做课题的日日夜夜，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内心不时地呼喊着：郑老师，我们想你！！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党委机关工作，这在当时是求之不得的岗位，我也很满意，因为宣传工作能结合业务。后来，随着与郑老师的经常接触，我不知不觉的进入了郑老师的视野，他问我是否愿意回系里搞学问，我当即回答，很想跟着郑老师学习。但是，学校派我去哲里木盟当工作队副组长，时间一年。由于太投入了，不顾条件艰苦，日夜操劳，结果累到了，中途被学校接回到医院一查，是得了严重的胃病和肺病，住院、打针、吃药，一拖就是三四年。回系搞学问的事，就此搁置了。我已没有勇气去找郑老师。

时光进入到八十年代，我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于是我就拼命写文章，想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党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还有杂文等等都写。多点出击、四面开花。信封剪去一个角，稿子就投出去了。新长征、吉林日报、长春日报、组工通讯到处发文章。这时郑老师出现在我们前，他对我的勤奋给予充分地肯定，但也指出如此没有重点不行，要选择一个方向，系统地进行研究，要讲科学，要扎扎实实，才能做好学问。老的话醍醐灌顶、切中要害，是我从盲目狂热中醒了过来。从那时起，我开始选定了与郑老师的党史研究相近的党的建设研究方向，发表了系列党建文章。后来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在郑老师指导下，具体负责创建了学校党建研究所，这在当时是全国高校第一家。并组织全校多次召开党建理论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和学报专刊，得到各方面好评。我也晋升为教授。这时，郑老师再一次提出要我回系里搞学问。对老师再一次为我的发展提出的建议，我十分感激，下决心跟着老师做点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的愿望再次落空了。后来郑老师对我说，边做行政工作边搞研究也是可以出成绩的，结合宣传思想工作做学问更便于理论联系实际，只要坚持下去，必有收获。老师的金玉良言深深地打动了我，振奋了我做学问的奋斗精神。多年来，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我都把理论学习研究与所从事的工作紧密结合，既有理论成果，又有经验总结，促进了工作质量的提高，这与郑老师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九十年代末期，我卸掉其他行政职务做专职党建研究所所长后，研究精力比较充沛了，这时郑老师开始给我下任务。参加他主编的《国情·道路·现代化》一书。在大师的跟前搞研究、编写著作，使我既激动又不安，怕写不好，完不成任务。可郑老师不仅热情鼓励我，还手把手地教我。从布局谋篇、框架设计，到内容选择、文字规范等等，一一耐心细致地指导，使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老师很高兴。于是，我跟着郑老师做学问正式开始了。也就从那时起，我就成为郑老师的“编外弟子”了，不是老师的博士，却是老师的“学生”。后来郑老师申报国家课题时，除了他的学生外，还加我一个。多次研讨会都是在我的办公室开的，国家课题立项工作部署会有时也是我代表老师去参加的。

参加郑老师的国家课题研究，是向郑老师学习的极好机会，他那大师的理论视野、与时俱进的高瞻远瞩，每次都为研究把正方向，理顺思路，找准创新点。他告诫我们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首先要符合党的要求，适应人民的需要，同时，要体现时代性、创新性。不能为追求时髦而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必须坚持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翻开《郑德荣文存》这鸿篇巨著，从头至尾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的思想和观点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的。比如，一次讨论申报国家课题时，我说，现在有人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过时了，我们在课题中怎么回答？郑老师旗帜鲜明地说，艰苦奋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艰苦精神，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更应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后来我根据郑老师的思想，发表了几篇关于艰苦奋斗的文章。

郑老师的勤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经常到学校宣传部找材料、到党办看文件，与领导交流，与专家讨论。每次到校部都到我办公室坐坐，这是他必到的一站。我们师生除了唠写文章的事，还讨论时事政治，他虽年事已高，但心忧天下，对党和国家大事了如指掌，看问题高瞻远瞩，分析形势鞭辟入里。郑老师每一次的到来，都是给我的一次送课。与郑老师每一次的交谈，都是一次受益匪浅的认识提升。郑老师不断学习还表现在听报告讲座上，作为一个大师级的高龄的老专家，凡听说学校有外请的讲座，他都早早坐在报告厅等候，而且经常是几个小时端坐到底，听得十分认真。散会后还和同志们讨论交流。对好的报告充分肯定，体现了一个理论家的谦虚好学精神。对有的学者胡说八道、讥讽调侃，他严厉批评，并向主办单位严正地提出意见。有个著名专家报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的专制主义。”郑老师听完，马上提出质疑和抗议，向有关部门和领导表明观点，严词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歪理邪说。郑老师到我办公室问我，报告人是不是你请来的？我说不是，他说，以后请报告必须选准人，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人，坚决不能给他们提供讲坛、阵地。后来，郑老师奋笔疾书，从理论上批驳上述观点，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郑老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优秀共产党员，因为他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他为学有大视野，成为引领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锋；做人有大格局，成为令人敬仰的道德楷模。有人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私利，他不那么看。他认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自私自利不是共产党员的品德。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表文章，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它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长春工大人文信息学院董事长、政治系老校友张兆华清晰地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组织上给每人发十斤黄豆，郑老师看同事身体不好，就把自己的分给他五斤，能够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心中有他人，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郑老师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把自己一生交给党，把奉献、付出洒向青年学子。他践行了有教无类的古训，多少贫困子弟在那里成长成才。他的仁爱之心光照后辈，有多少青年人得到他的提携、帮助。他胸怀宽广，包容了多少人和事。

在郑老师的追悼会上，望着他安详的躺在鲜花翠柏中，悲痛之中，我突然想到：郑老师那样坦然的睡去，是因为他用92岁高龄佐证了“仁者寿”的箴言，用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卓越功勋诠释了奋斗者最幸福的真理。于是我在心里默默跟郑老师说：“老师，学生永远要像您那样为学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