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林
当从5月15日，吉林新闻联播得知郑老已于5月3日逝世的消息，我十分悲痛，一幕幕往事呈现在我的眼前。次日，我眼含热泪写下《痛悼恩师郑德荣》，其诗连同赴南宁开会的照片已发给晓亮。
我非郑老师的亲授弟子，我是历史系毕业的。但从1979年认识郑老起，20多年里从他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搞教学、如何搞科研、如何跟党走、报党恩、尽职责的深刻道理，才使我在党校教学、科研的几十年里取得了点滴成绩。郑老虽非授业之师，却胜似授业之师，终生难报。
还是从头说起吧，早在历史系读书时，就知道郑老师已是青年教师的佼佼者，且我的几个同年级同学已转入政治系研究班，郑老师就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但我并不认识。我是从1979年3月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是开始认识的，郑老师是省党史学会领导人之一。就在成立大会上，我被选为学会理事，连任三届，即一、二、三届，从第四届起至第六届我又连任三届常务理事并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在这20几年里，我亲近地接触了郑老师，聆听到他的谆谆教诲，终生受益。可以毫不夸张说：郑老师是没有给我授过课的真正导师。
郑老师站得高，知识面广，又参加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所以研究层次高，国内知名，我望尘莫及。但他却说：“你也有优势：一是你搞过地方党史；二是你接近基层。”他要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四战四平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一下子指明了我的科研方向。于是我首先便集中全力搞四战四平史研究。先后撰写10篇论文；又把《四战四平史》作为研究课题向省里申报，省里批准为吉林省社科“九五”规划课题，我为课题组负责人。经一年多的撰写完成，公开出版。1999年经省里组成以田克勤为组长的专家组审定，通过鉴定结项。后又根据专家们提出的具体意见，在2003年、2007年两次修订增补，共出三版。这部书发行面较广，先后发往38军、39军、40军、四平驻军、空军、军分区、市委机关、内蒙、辽宁等地。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军史研究的空白。”这是郑老师鼓励和支持的结果。
再就是，我按郑老师的指导，从1984年起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业上。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村改革我都经历过，深有体会。所以，我带领我们党史政研室的同志先后多次赴梨树农村调查，到目前为止先后写了十几篇文章和调查报告。其中《农村改革的螺旋式上升轨迹—学习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得到郑老师和省党史协会几位专家的充分肯定，以此文参加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杭州大学在杭州共同举办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研讨会，吉林省只有我和省党史学会秘书长唐继革二人参会。此外，在此期间我组织近百名作者，先后主编了《新中国农业大事纪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这与郑老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在当时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系统研究的首部。
郑老师把毕生精力全部投放到党史研究上。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如《高高举起信仰的旗帜》（上）所载：“在67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我现在才80岁，可我研究劲头相差甚远，时常放松自己的研究课题。今后，我一定以郑老师为榜样，抓紧一切时间，把自己想要研究的课题早日拿出研究成果来。
郑老师的人格魅力，也为我们后辈树立的榜样。件件“小事”令人肃然起敬。他一次去西安出差，想看看大雁塔，利用周日前往，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四分钱的车票撕掉；郑老师的一位亲属想利用郑老师的医保卡买点药，却被郑老师严厉训斥了：“公私分明，党员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便开这个口子。”郑老师重病缠身，他很少缺席政法学院的党支部活动。同事劝他不用亲自出席，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参加党支部活动，这是一名党员的基本职责。”和郑老师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作者为原中共四平市委党校教授）
